秋天的北欧，大地色彩斑斓，城市古朴宁静，彷佛一个童话般的世界，令人如梦如幻……
　　我们白云区教育代表团一行十人，一路走来，一路沉思，试图参透北欧基础教育的种种玄机。这里跟校长们分享的，是我们考察途中的两个小小感悟。

愤怒的孩子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有一处著名的“生命主题雕塑公园”。园内291座雕塑作品,全部出自誉满世界的挪威雕塑艺术家古斯塔夫·维格兰之手。维格兰耗尽毕生心血，刻划了400多个表现生命主题的裸体人物形象。其中有一尊名为“愤怒的孩子”的雕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据说,“愤怒的孩子”很受挪威人喜爱。
     只见“愤怒的孩子”双手紧握拳头、两肘外弓、双脚跺地、眉头紧皱、嘴巴大张，好像有一种莫大的委屈要往外爆发！这与我们刚刚在学校里、公园内见到的欢乐无比的孩子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愤怒的孩子”为何愤怒？
　　“愤怒的孩子”创作于19世纪，其时北欧孩子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19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她的著作《童年的秘密》中，有这样一些反映当时欧洲儿童生活及教育的记述：
　　·儿童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人们已意识到，儿童在学校里是那些枯燥乏味的作业及严酷纪律的受害者。一些关于儿童健康的调查表明：儿童的生活并不愉快，心智疲乏，弯腰曲背，胸腔萎缩，当儿童离开学校时，他已不再像一个儿童，这是非常不幸的。
　　·从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人们越来越关心儿童的健康，与此同时，人们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儿童个性发展的重要性。
　　·瑞典诗人和作家爱伦·凯甚至预言：“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
    从蒙台梭利的这些记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19世纪欧洲儿童的生活状态是令人担忧和同情的,在当时欧洲的社会现实中,存在众多真实的“愤怒的孩子”。令人欣慰的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社会对儿童生活、儿童问题极其关注，并有许多有识之士在探索儿童的秘密，为一个“儿童的世纪”的到来而努力。由此，我们不难猜到“愤怒的孩子”的创作背景和意图。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北欧，已经成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社会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地方。这里有十分完善和人性化的“儿童保护法”，更重要的是，热爱生命、尊重和爱护儿童的天性与个性，已经成了北欧社会的共识和北欧人的自觉行动。北欧的司机见到孩子在路上行走时，会主动给孩子们让路或耐心地等待，而不去按催促的喇叭；北欧的父母关心的是孩子是否开心快乐和有学习兴趣，而不是孩子的考试分数；北欧的学校会千方百计地为孩子提供适宜的环境与课程，而不是想方设法去考倒孩子。
　　今天，北欧的孩子不再生活在成人的主观意志之下，他们的天性与个性得到了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他们自主、欢乐、幸福。在北欧的现实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愤怒的孩子”的踪影；北欧大地上，处处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教育家蒙台梭利、诗人爱伦·凯和雕塑家维格兰所期待、所预言的那个“儿童的世纪”已然到来。
　　站在“愤怒的孩子”面前，我们这些来自遥远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心底不禁涌起对那些为孩子们奔走呼号的先哲们的深深敬意。
　　当我们把思绪转回到祖国，想到国内孩子们的现状，心情不禁沉重起来。抬头凝视这位“愤怒的孩子”，他仿佛成了今日中国孩子的代言人。一时间，“愤怒的”、“哭泣的”、“怯弱的”中国孩子的这些形象在心中挥之不去!孩子因成绩不理想，被父母又打又骂；一位“差生”听闻老师要见家长害怕得走上了绝路；重庆一初中女生遭到老师辱骂跳楼殒命……这些都是发生在中国当今社会中的真实故事!对比北欧孩子们的欢乐,我们倍感难过和不安。
　　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一书中如是说：
    ·成人的鲁莽是令人吃惊的，他们对自己的子女麻木不仁，这已是一种根深蒂固和由来已久的现象，一个热爱儿童但又潜意识伤害他们的成人，将会给儿童留下一种内在的悲哀，这种悲哀其实正是成人自己错误的反映。
　　不能不承认，作为成年人，我们对孩子了解太少，许多主观的关爱行为其实已违背了儿童的心理需要和发展规律，严重地伤害了儿童的心灵，扼杀了儿童的天性与个性。父母和教师必须努力去了解尚未被自己认识的儿童，并最大限度地尊重他的天性、个性,帮助他从所有的障碍物中解放出来。父母与教师的爱的教育只有植根于对孩子的心灵及其生命秘密的真正理解和充分尊重，才能被孩子们接受，才能成为孩子成长的力量。
    北欧从“成人的世纪”到“儿童的世纪”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儿童的世纪”？我们不敢轻易预言，但，我们期待，我们努力，我们充满信心！
 
遭遇校园导弹
 
　　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中学，校长领着我们走进一间独特的教学实验室。这里的设备与环境布置全然不同于国内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实验室中间摆放着几张圆形的原木色桌子，每张桌子配有4-5张椅子。靠右的墙边有一排电脑，四周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仪器工具，窗台上点缀些花草与工艺品，氛围温馨、雅致、宁静。
　　我们的造访，惊动了正在里头做实验研究的两位男生，他们忙站起来向我们微笑致意。校长介绍说,这两位同学正在研制“导弹” 。
　　导弹？我们感到十分惊讶。根据校长的指引，我们这才注意到左边那张大大的长方桌上，果真赫然摆放着一枚“导弹” ！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是真的导弹吗？”“可能是模型吧？”
　　校长接着说，这枚导弹是同学们去年3月份提出方案并开始研制的。按计划，将于明年6月份发射，射程的目标高度是30公里左右。校长介绍间，站在旁边的两位男生显得有些腼腆，又十分自豪。
　　原来，这是一枚真真实实的导弹！听完校长的介绍之后，我们面面相觑，在沉默中思考，在思考中比较。
    这枚校园导弹在我们脑海中炸开了，震撼着我们的教育思维和教育观念！它要耗费中学生两年宝贵的时间，还需要投入一大笔经费，这值得吗？它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教学理念？这样学习与传统的课本学习有什么本质区别？
　　有团友说：“这体现了‘实践出真知’的教学思想。”又有团友说：“这在中国很难做到，一者，我们有中考与高考任务，书本知识已够学生们背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实验研究；二者，需要投入的经费太多，中国的学校没有这方面的经费预算。”
　　但是，当我们从知识观、学习观、课程观、教学观和人才观等角度去理解和思考时，却发现这枚“校园导弹”大有乾坤!
　　不难想象，从产生研发“导弹”的设想，到设计、论证研发方案，再到制作实践，直至成功发射，学生将经历一个怎样的学习与成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知识之外，他们还将获得什么？用两年时间进行“导弹”研发,与用同样时间进行物理、化学等单学科的课本知识学习，哪种学习获得的知识更多、更有用？基于“导弹”研发的教学与基于书本和教材的教学，哪种教学方式更能激发学习者的内驱力、主动性和潜能？哪一种教学更加有效？在研发“导弹”中成长的学生与在书本学习中成长的学生,谁更具备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谁更符合当今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标准？
　　大家会发现，“校园导弹”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学生实验活动，而是一门课程，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它还是一种崭新的教学方式，是基于问题、基于项目、基于真实生活情景的教学活动。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知识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以发现为主导的知识接受与发现的辨证统一、以建构为主导的知识的结构与建构的辨证统一以及知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辩证统一，同时，还应该注意明确知识与默会知识的联系。而“学习”就是知识的建构，是学习者基于自己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经验去建构自己的知识并赋予经验以意义。构建主义认为,基于问题、基于项目、基于真实生活情景的学习最能激发学习者的内驱力,激活学习者的潜能以及原有知识经验。这种学习让学习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并获得全面的、综合性的、个性化的、终身受益的锻炼。因而，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用项目、用真实复杂的生活情景显现问题，营造解决问题的情境，以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活化知识，变事实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构建主义的教学观主张通过设计一项重大任务或问题支撑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帮助学习者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
　　“校园导弹”正是在这种知识观、学习观、课程观与教学观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我们要从中学习与借鉴的,不是这个项目本身，而是隐含在其背后的课程观与教学观。
　　目前，我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本次课程改革是站在国际背景下，接纳了世界范围内许多先进的课程理念与教育思想。其中针对我国现行基础教育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地设计了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了综合实践课程，以此适应学生发展需要，体现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性、均衡性与选择性。同时，期望以此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达到更有效地培养学生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但是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许多校长、教师和学生并不关注、不重视综合实践课程，认为它与中考、高考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必浪费时间!很多学校没有开设本门课程，或形式上开设而实际上不去研究和探索怎样达到课程目标。这种现象的实质仍然是观念与认识问题，是大家对开设综合实践课程的真正意义没能理解，或者说是没有从旧的知识观、学习观、人才观、教育观中走出来，没有认识到什么样的知识才是有用的、什么样的学习才是有效的、什么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以及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国新课程增加“综合实践课程”并不是在原有课程结构中的简单加减，而是世界潮流的新课程理念在课程改革中的反映。更具体地说，综合实践课程是我国推进素质教育的一项举措，它是新课程中的一大亮点，我们必须重视它、研究它。
　　我们预祝“校园导弹”如期发射成功!更期待综合实践课程得到中国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并能象“校园导弹”一样成为学校在实施新课程中的亮点。
　　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然而，北欧基础教育的成功实践给了我们信心、决心和激情。中国课程改革的目标已然确定，我们唯有坚定前行。

    在北欧作教育考察的过程中，最令我们胸间激荡的，莫过于站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演说的那张木制讲台前的一刹那。而事实上，北欧这片土地给予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的启发，是无处不在的。
 
诺贝尔奖授奖圣地上的沉思
　　斯德哥尔摩与诺贝尔奖有关系的地方不少。位于市郊的瑞典皇家科学院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的评定机构，北岸有诺贝尔会议中心，南岸的一片密林掩映着简朴的诺贝尔故居，市政厅大厦则是诺贝尔奖（除和平奖外）的授奖地点。
　　因为是诺贝尔奖的授奖地，一座城市的市政厅，成为一处与全人类都扯得上关系的“圣地”！
    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我们走近那幢令世人瞩目的大厦。
　　市政厅大厦背靠梅拉伦湖，面对波罗的海海湾，是一座庞大的红砖建筑物。1910至1920年间，当欧洲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瑞典请来许多欧洲名画家和建筑师对建筑物内部进行装饰，仿佛铆足了劲，要为诺贝尔奖颁奖做准备。
　　大厦首层有一个巨大的宴会厅，叫蓝厅，是整幢建筑最大的厅，墙上挂有1686年定制的法国壁毯，上面的图案织出了瑞典从海岛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历史。此外还挂着许多名画，正中挂的是梅拉伦湖女神像，像中女神被芸芸众生簇拥着。蓝厅里有一木制讲台特别惹人注目。每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授奖当日，依惯例要在蓝厅举行有国王和各界名流参加的盛大宴会，诺贝尔奖获得者就站在这张讲台前演讲。很多参观者喜欢到演讲台前站一站，照个相以作纪念，并体验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那个光荣时刻的种种感受。
　　当我们站在这张演讲台前时，禁不住感慨万千，心底涌起几多思索！
　　其一：自1901年至今，北欧五国获诺贝尔奖的总体情况为：瑞典30人，丹麦13人，挪威7人，芬兰2人，冰岛1人，共53人。而上述五国的人口之和不过二千四百多万。相形之下，作为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能在12月10日这一天站在这个光荣的位置上发表演说。原因何在呢？恐怕不能说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罢！
　　其二：我们想，在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眼中，获奖都是一种意外收获。对他们来说，在踏上光荣荆棘路、献身人类大业之时，绝不可能是冲着诺贝尔奖去的！这与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上场前立志要拿金牌完全是两码事。这就需要一种精神——一种舍生忘死、不屈不饶、坚毅执着的精神，更需要一种境界——一种放眼宇宙、胸怀人类、富于人文情愫的境界。做一名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是要讲究境界的，“境界”的高低决定成就的高低，没有“境界”成不了“家”！现在，“诺贝尔奖”已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心结，许多中国人对国人没有获奖耿耿于怀、心意难平，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也不时见诸报端。但是，不少意见总是从“获奖”的角度去讨论我们的体制、制度和教育问题，这固然有一定的反思价值，然而这样一来，仿佛获奖就成了目的，这是不是太功利了？须知，就“诺贝尔奖”而言，获奖永远是意外收获，愈是冲着奖去，愈是无法获奖！在“诺贝尔奖”面前，今天的中国人要勇于扪心自问：我们对人类、对世界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人能否获“诺贝尔奖”，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教育从什么样的高度去帮助子孙固本强基、提升境界。
　　其三：有一位大学生问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1927-）：“你觉得成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需要怎样的素质？”弗农略作思索后回答：“我觉得不‘人云亦云’是非常重要的，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弗农其实是有感而答,因为早在他开始探索经济分析的实验方法时，就曾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嘲笑：“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不做实验，只有他在做。”弗农所答，也触及了人的主体性问题。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要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能够自主地、能动地、创造性地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诺贝尔奖获得者弥足珍贵的，不在于其所取得的某一项具体成果，而在于他们身上蕴含的、以创造力为最高表征的主体性。若问五十几年来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是什么？——是在教育全程中对学生主体地位的漠视，以及对学生主体性的扼杀！幸好正在破冰前行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是一场蕴含主体性教育理念的教育变革。
　　其四：顺着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索，我们又想到：独裁者希特勒是否具备主体性？答案是肯定的：有，而且还非常强悍！然而，希特勒在按他的强盗逻辑试图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人类历史上的这类独夫民贼，远不止希特勒一个！这就值得所有的教育者警惕：在培植人的主体性时，还必须给主体性安上正义之舵。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说的那样：“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没用的，而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虐！”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约翰·迈克尔·库切（John Michael Coetzee, 1940 -）宣称，他只听从真诚与良知的声音。我们以为，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循着真诚与良知的召唤走到这张讲台前的。真诚与良知，正是诺贝尔奖的内核，诺贝尔奖亦籍此得以升华，而成为永恒的精神灯塔，温暖人心，照亮世界！以此而论，期待有更多的政治家走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其五：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在其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家庭教育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上，都有着良好家庭教育的深深印记；在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背后，都站立着值得称道的父母或其他长辈！
　　诺贝尔奖历史上有一段佳话：一家四人，先后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这说的是居里夫妇一家！居里夫妇因发现新元素“镭”而于1903年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隔八年之后的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时年14岁的女儿伊伦·居里陪伴妈妈参加了盛大而庄严的授奖仪式，这对激励她走上为科学献身的道路，产生了巨大作用。伊伦·居里和她的丈夫在日后的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于1935年双双荣获诺贝尔奖。这正应了托尔斯泰的那个断言：“全部教育或者说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生活的端正和完善上。”
　　不是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父母都有事业上的大成就，其中有些父亲或母亲文化程度还比较低，但他们无一例外具备人生美德和深厚的爱，将真诚、善良、正直、向上等重要的人生养分传承给孩子，使孩子受益终生。
　　家庭的物质条件或许有好有差，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小时候的家庭氛围却有不少相通之处：开明、开朗、乐观、自信、向上……良好家庭氛围对孩子成长的作用，当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
　　在诺贝尔奖的授奖圣地上，我们想了很多很多！
　　斯德哥尔摩是令人留连忘返的，因为她有让人刻骨铭心的美；斯德哥尔摩更是令人景仰的，因为她立起一座科学上的珠穆朗玛峰，召唤着全人类的英雄好汉前来攀登！
 
贝尔根的露天鱼市场
　　贝尔根是挪威的第二大城市，大约20万人口。城市虽小，出名的东西却不少：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布瑞金木屋群，一年一度的国际音乐会，以及露天鱼市场……
　　早晨九点多，太阳还躲在山背后，我们来到了一个露天鱼市场。这个只有十多档的小小鱼市场，一下子把我们吸引住了。大大的肉蟹、新鲜的三文鱼和冻虾……全部都是自然海产，是真正意义上的“海鲜”，看得人口水直流。
　　作为教育考察团，我们始终特别留心与教育有关的人和事。这不，大家马上发现了一个情况：今天是星期五，为什么有十几位三、四年级的学生分散在各个档口里卖鱼呢？她们不用上课吗？
　　趋前询问，才知道这些小学生正在上社会实践课。她们在体验生活的同时还带着一个重要任务——为世界儿童基金会筹款！
　　挪威是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孩子们生活得十分幸福。但这里的教育者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与他们同龄的孩子在忍饥挨饿或失学，并引导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去关心、帮助世界各地那些需要帮助的同龄人。显然，这节独特的社会实践课，将在这些孩子的心灵里沉淀出很多美好的东西。
　　这件事引发了大家的议论。有的说：“北欧的教育真正体现了‘社会是大课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的说：“中国也早就这样提出，但在现实中没有实现。”有的说：“中国班额太大，如果把一个班的学生放到这个鱼市场，那将很难保证安全。”还有的说：“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是教育理念与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
　　对此还可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假若这纯粹是一节通过卖鱼体验生活、了解社会的实践课，那其实是很普通的。但是贝尔根的这帮小学生还抱着一个神圣的目标——为世界儿童基金会筹款。这就使这样的社会实践课具备了一个国际视野，也使这样的社会实践课在境界上顿时高了好几个档次。这正是挪威教育传统和教育理念的过人之处。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中，总能看到挪威人活跃的身影，或斡旋，或调停，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与其小国身份有点不太相称的重要作用。原因是，他们注重培养“世界人”。
　　若干年之后，没准就在今天这群卖鱼的小学生中，产生出个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世界级人物。
　　国际视野，这是中国教育非常缺乏的。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不面向世界的教育难有大作为，不着力培养“世界人” 的民族也很难跟上人类前进的步伐。
　　这就是我们在贝尔根露天鱼市场获得的启示。

  （作者系原广州市80中学副校长，现白云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