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研究在西方已成为高产的领域，并且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多种观点与视角的并存与竞争。在我国，公立学校制度作为一种问题域也已渐渐明晰起来，对公立学校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在逐步增加。但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需研究的问题也成堆。那种既有历史眼光，又有问题和参与意识，而且不放弃理性思考的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研究，正在面临着时代的召唤。
【关 键 词】公立学校/制度变革/学校变革/教育改革/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发达国家开展了以公立学校制度为对象、以多样化或市场化为主旨、以优质学校教育和教育系统的效率及适应能力的重建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同一时期尽管我国的有关研究很不够，但公立学校制度作为一个问题域已渐渐明晰起来，对公立学校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在逐步增加。为了进一步将这一新的研究引向深入，在此笔者将就个人所掌握到的相关研究情况作一简要的梳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梳理主要在基础教育范畴内进行。

一、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公立学校改革的研究点评

    与公立学校制度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相对应，西方公立学校制度改革研究也极为繁荣，倡导、研究或批判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的文献极其丰富。这些文献可以分为如下五类。

    第一类文献激烈批判现行的公立学校制度，倡导教育市场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提倡把市场竞争的某种形式作为学校改革的基础”，[1]并在这一新的制度框架下重建学校。这方面的经典文献是约翰•E•丘伯(Chubb,John E.)和泰力•M•默(Moe,Terry M.)1990年合著的《政治、市场和学校》。[2]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布赖恩•考德威尔(Caldwell,B.J.)和吉姆•斯平克斯(Spinks,J.M.)的《自治的学校》（该书被称为澳大利亚教育分权改革领域的“红宝书”）、[3]托马斯•索维尔(Sowell,Thomas)的《美国教育界：衰落、欺骗与教义》[4]等。其中《政治、市场和学校》被视为美国中小学择校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该书在政治学制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揭示公立学校教育的现实危机与公立学校制度本身的内在联系，建立了一个分析学校治理状况的独特理论视角，并据此提出了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指建立以择校、竞争和学校自主权为基础的中小学制度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美国教育质量的结论。该书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公立学校受之控制并赖以生存的民主与科层体制作了深刻的揭批。但由于它把教育制度变革与优质学校组织的具体业绩指标捆绑在一起考虑，结果也招致了广泛的质疑。

    第二类文献肯定公立学校制度，强调所谓的“公立学校的危机”是虚构的谎言或欺诈。这类文献的代表作是戴维•C•伯林纳(David C.Bedrlinger)和布鲁斯•J•比德尔(Brude J.Biddle)的《虚构的危机：谎言、欺诈以及对美国公立学校的攻击》。[5]该书的核心命题是：当代公立教育危机是基于一系列特有的谎言，虽然这些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显而易见却并非真实的。以这类主张为基础的文献大多在现有的公立学校体制下谈论教育改革问题，它们“认为应该从内部对学校进行改革，以便学校和教师有技巧、有办法、有条件、有习惯，使学校更具有应变能力、更具有挑战性，成为学生学习的更好场所。”[6]现有的行动研究、有效教学、有效学校理论很多可以归为这一领域的下位理论。这类文献基本上仍是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范围内活动，只注意克服学校教育的工厂模式，而不注意修正学校教育的公共模式。由于看不到公立学校教育的制度危机，尽管它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策略上多有建树，但显然没有抓住这样一个急剧变动时代教育问题的根本症结。

    第三类文献立足于推进学校改革的教育标准和评估运动。它们“相信有必要：(1)规定一些普遍认为是每个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2)通过实施各州的标准化考试确定该任务中每个学生的成绩水平，(3)规定学生升级或中学毕业合格成绩。”[7]这方面的文献既有可能为主张变革公立学校的学者所认同，也有可能为主张改良公立学校的学者所认同，因而具有某种独立性。像美国20世纪80年代在现有公立学校制度框架内进行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和80年代后期以来超越现有公立学校制度的第二次教育改革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教育标准和教育评价运动。理论方面引人注目的有法国学者尼夫(Neave，G.)的《注重质量、效率和计划：西欧高等教育最近趋势概览(1966-1988)》。在这里，尼夫提出了“评估型政府”(the evaluativestate)的概念。[8]1991年，尼夫和荷兰学者范富格特(Frans Van Vught)主编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西欧政府与高等教育关系的变革》两书，进一步论证了高等教育领域中著名的政府控制模式与政府监督模式理论。，[9]这对我们理解西方公立中小学教育改革政策都极具价值，也对我们思考我国公立学校制度改革极有帮助。

    第四类文献在反思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重建教育民主或市民社会以平衡政府的教育控制为核心的改革理念。这类文献或者从市场化教育的现实后果，或者从批判理论，或者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公立学校以市场为取向的教育改革进行批判或解构。涉及的标准主要包括：改革所宜称的目标或优势；公认的价值标准如社会公正等；处境不利群体或个人的现实处境；旧有弊病的延续性；新问题的出现等等。与第二类文献不同的是，这类文献一方面注重对公立学校体制的改良（不是改制），另一方面又注意对现有公立学校内部权力关系的抵制。在这类文献中，杰夫•惠迪(Whitty,Geoff)、萨莉•鲍尔(Power,Sally)、大卫•哈尔平(Halpin,David)合著的《教育中的放权与择校：学校、政府和市场》[10]极具代表性，它几乎逐项揭批公立学校市场化主张的各项许诺，并且提出了“在消费者权利和公民权利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的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几年出版的几套译丛中持这类观点的著作还有好几本。这类文献对我们在后发条件下重构教育市场极为有益，但过于关注业绩标准、具体改革细节和绝对化了的“社群”概念，其后果是否定教育市场化中所体现的对个人权利（这并非仅仅是“消费者权利”）的尊重。

    第五类文献强调学校自身教育实践的自主性。这方面文献的最好范例是泰克(Tyack,David)和库班(Cuban,Larry)的《走向“乌托邦”的“笨拙修补”：一个世纪的公立学校改革》。其核心观点是：“尽管改革的政策话语总是表明它拥有某种魔戒，实际的改革却总是渐进而又累积性的——只对现有体制作笨拙的修补。诋毁这种变革，认为它零碎而不充分，也许很时髦，但久而久之，这些力图使改革实践与本土情势相调适的修正，实际上却可以真正改进学校。与那些将这种对改革理念的杂合视为错误的观念不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优点。笨拙修补既是一种保存有价值之物的方式，也是一种修正无价值之物的方式。”[11]这类文献可能具有某种“保守”主义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种以复杂思想为基础的教育研究也大都偏向于这一立场。它们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改革过程的机理，从而避免改革过程中的冒进。挪威学者波•达林(Ddlin,Per)的《理论与战略：国际视野中的学校发展》[12]就试图在一种复杂思想的框架下重构学校，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经常强调（分权）变革是一种学习或文化过程。

二、国内有关公立学校制度及相关学校变革实践的解读

    与西方教育改革研究中这种明显的公立学校制度意识相比，同一时期国内的教育改革研究在这方面要逊色得多。这一时期我们很多的理论工作者忙于在行动研究中“跨越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13]这种教育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杜威，而杜威本人是美国公立学校制度最有力的推进者与辩护者之一。因此，即便是在公立学校进行教育改革，学者们也几乎没有明确的公立学校意识，仿佛自己是在制度的通则中行事，也仿佛中国只有作为问题域的“民办学校”，没有作为问题域的“公立学校”。甚至“公立学校”的概念，在国内也是很少用到的。在提及“公立学校”的时候，我们可以以“学校”代之（最多以“公办学校”代之，而由于“办”的意义模糊性，它与“公立学校”概念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民办学校”则不能享受这份荣耀。甚至对“民办学校”概念的规训，也反映出人们对“公立学校”的认同——在那里显然存在着以“公立学校”的精神改造“私立学校”的考虑。

    然而，这一过程中并不缺少对学校变革的关注或以学校变革为中心的研究，只是这种研究或关注不是在明确的公立学校意识中展开的。像在吕型伟主持的“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的实验与研究”及后续的系列研究中，学校变革的主题就不断凸现。[14]现已出版的研究成果中，周金碧负责的《未来学校模式的探索》[15]就是一本比较到位的用系统理论指导学校整体改革实践的著作。叶澜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也力图通过更新基础教育的观念系统、学校教育日常活动方式和师生学校生存方式，实现“新型学校”的创建。[16]崔相录在其《中小学多样化，特色化大趋势》[17]一书中对以学校为中心的变革历史作了梳理。来自第一线的自主探索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的《选择教育》。[18]赵凤飞校长主持的这项校本研究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学校内部的制度创新上。[19]

    一些以教育改革或研究为主题的相关著作如：刘良华的博士学位论文《行动研究的史与思》[20]在对行动研究的历史考察和梳理的过程中就触及到了制度问题。杨小微的博士论文《社会转型时期学校变革的方法论初探》在对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学校变革的研究部分，提出了带普遍意义的三种基本转换（即从工厂式学校向学校家庭形态、由大型学校向小型学校、由单一学校形态向多样化学校形态转换），并注意到了学校变革的三种类型（标准本位学校改革、市场本位学校改革和学校本位的改革）。[21]然而，主要以方法论为对象而不对改革本身进行研究也导致这类文献缺乏对现实教育改革的实质性反思。石中英的《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则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所依据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关系、机构、制度和活动的合理性是以其知识基础的合理性为前提的。一旦这种知识的合理性丧失，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各方面合理性的丧失，就是原有社会观念、机构、制度的混乱，就意味着原有社会秩序的崩溃以及新的社会秩序的诞生。”[22]可惜作者的研究主要限于教育目的、课程知识的选择、教学过程等方面，对教育机构和制度本身的变革很少谈及。

    由于关注到了学校生活中的制度因素，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制度分析的视角也开始传播。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23]通过对文化变迁中乡村学校的人类学考察，得出了它们是“村落中的‘国家’”的结论。不过，尽管注意到了乡村学校的政治层面，李书磊的分析主要还是把村落中的“国家”理解成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刘云杉博士的学位论文《我是一个受教育者——个人在制度化的学校中》[24]着力于揭示和批判制度化学校中学生的生存状况。李江源的《泛政治化教育中的个人——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25]也都有类似的倾向。

    对教育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关注到公立学校的制度环境且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和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影响，理论界有人在一般的意义上提出了教育商品化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到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适应市场体制”的新要求。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由此成为研究的热点，办学模式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公立学校教育内部早已出现的“热点”问题（如学生流失问题、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读书无用论问题、学业失败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学校内部的冲突问题、教育高收费问题和学生择校问题）也开始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第三个阶段是从1997年的“十五大”至今。政府开始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高度思考深化教育改革的问题。通过教育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也成为重要的发展政策。加大公共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力度、确保教育发展中的国家责任和社会公平再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酝酿着走向新的高潮。社会力量办学也正在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此基础上，教育理论界尤其教育经济学界乃至主流经济学学者围绕一系列重大教育制度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第三阶段的理论成果中张铁明所著的《教育产业论》[26]是作者自1992年以来系统探索教育产业与教育市场理论和实践的结晶。马健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教育改革动力研究》[27]对教育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和公共选择的分析也值得关注。康永久的博士学位论文《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28]在对旧制度教育学进行反思性分析的基础上，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新制度教育学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其中对公立学校制度也多有论述。李江源近两年对教育制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多有研究。有关国外公立学校状况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最新著作是季苹的《美国公立学校的发展研究》。[29]它主要关注了三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学校等于教育吗？公立学校是最好的学校吗？公立学校等于公共教育吗？并对中国公立学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思考。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曹淑江的博土学位论文《教育制度和教育组织的经济学分析》。[30]新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也值得关注。杨东平主撰的《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31]就是其中的一例。

    这一阶段的相关教育政策研究成果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的《2000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创新》[32]一书。尤其是其中的主题报告《奠定新世纪教育发展的体制框架与制度基础》，对世纪之交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国教育制度环境的现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学校的性质与运作规律、新世纪教育体制的选择等都作了相当清晰的分析。只可惜将市场在教育中的作用限定在办学体制的多元化、教育服务面向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学校资源配置市场化三个方面。还有由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任课题组顾问，副部长袁贵仁任课题组组长，教育界内外近百名专家学者参与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33]专章论述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创新”，提出了教育制度创新的原则、基本框架和十项重大举措。此外还有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中国教育绿皮书》、劳凯声主编的《中国教育法制评论》和《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以及袁振国主编的《中国教学政策评论》[34]等。

    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和尝试也开始起步并结出第一批果实。徐正福、吴华、徐晓东所著的《现代学校制度》[35]较早展现了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在以教育股份制为基础创建“现代学校制度”道路上的实践探索以及作者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理性思考，论述了现代学校制度的观念基础、价值诉求、法治环境、制度设计和人文关怀等多个重要方面，涉及教育股份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学校董事会建设、教育资源经营等多个重要主题，为我们研究公立学校制度变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也将中央教科所朱小蔓所长主持的“基础教育阶段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列入“十五”重点研究项目，并于2003年7月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有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人员、中央教科所的科研人员和实验区、实验校的负责人在上海召开了“基础教育现代学校制度研讨会”，就学校的内部结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教育过程以及对外部的适应性和开放性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并提出建立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依法自主经营的学校制度，科学、民主、开放的学校管理，以及家庭、学校、政府之间的伙伴关系等。[36]

三、我国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研究中的问题及后续研究的走向

    总的来说，我国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研究还处于一个从自发到自觉过渡的阶段。

    有关的问题主要是(1)明确以我国公立学校／教育制度为反思对象的理论研究文献仍不多见，而且主要只是涉及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对公立学校内部的产权关系、治理结构、组织制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2)那些对公立教育中的热点问题的研究至今都没能很好地将这些“热点问题”与公立学校制度本身联系起来。每一次议论或研究的结果都是不断强化或扩展原有的公立学校制度，并导致对学校内部事务的进一步干预。(3)当前对现代教育体制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严重忽视中国公立学校制度史，不能真正揭示中国公立学校制度的真相和症结。而在今天的新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热中，人们仍满足于正统历史材料的堆积，普遍缺少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和从历史中寻找结构的能力。(4)第一线的教育改革至今仍缺乏一种制度变革的视野，而谈论制度/体制创新的学者们又倾向于脱离第一线的教育改革来研究，不足以使人们看到公立学校内在的制度变革需求和制度变革巨大的潜力。2003年11月的全国教育法律与政策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年会将“公立学校的困境与反思”列入会议主题倒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可惜会议并未就此作深入探讨。(5)广泛盛行以应用为目的政策研究，而至今仍非常稀缺的理论分析、实践反思和基层视角总不见踪影。在我们特别需要一种深邃的理论视角来洞悉现行公立学校制度的内在机理与根本缺陷，并为公立学校制度变革指点迷津的时候，整个理论界却表现出了一种难以遏制的狂热与浮躁情绪。

    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研究既是对公立学校现有制度变革的解释，也是对正处于动态生成过程之中的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的有力参与。这种解释和参与需要既从公立学校校本制度建设和制度环境优化两方面发力，又需要从历史实践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思考。现在，西方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的实践和理论为我们理解和思考我国的公立学校的制度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新的起点，国内公立学校制度及相关学校变革的研究和实践则为我们研究公立学校的制度变革既提供了思想材料，又指明了需要加以填补的空白。如何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现有研究的突破？除了要牢牢把握公立学校制度中的现实问题这一不二法门之外，求助于那些有助于我们突破现有研究框架的学术资源也必不可少。只有那种既有历史眼光，又有问题和参与意识，而且不放弃理性思考的公立学校制度变革研究，才能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及其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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