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存在的天命。它将是理论界实现理论上的超越一切既有元话语解释体系的一种尝试。这是世纪之交，如果我们有勇气面对下个世纪人们的诘问，将不是因为别的，而只能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对20世纪更高层面、更深角度的反思，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不可能再满足于理论上的分析主义的时代，而将追求理论上的综合主义的时代，它需要我们具有历史综合的理论气度。综合将是这个时代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的走向。人们从各种各样的立场、方法走出来，来到世纪之交的文化广场，新的元理论，将不是从任何一个单独的方面，任何单一的集团的立场，任何简单的时段性要求出发，而是从综合的文化历史高度，不是用任何单一的方法，而是用综合的文化方法，从人的类存在的立场，反观历史，关照未来，形成思想上有大视野、大气势的大制作和大手笔。

    具体讲，新的元理论在立场上意味着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观人本主义思潮的超越，克服客观人本主义忽略个体价值、感性存在的弊端，进而也摒弃其对立面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的弊端，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转化到真正个体上来，既不将人的本质归因于集团实在，也不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主观欲望，而将之归因于一个中介性的概念――激情，完成元理论上的的激情本体论对主体本体论和客体本体论的双重超越。激情范畴来源于经典著作家，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时使用了激情范畴与实践范畴但并未将二者作明确的区分，我个人以为马克思使用"人的激情的本体论的本质"范畴包含了比"实践"范畴更多的有关的"人性的全面实现"的内含，也就是说激情范畴体现了对人全面实现自身的审美的彼岸世界的理想，是体现了马克思在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和人的本体论("人的激情的本体论")之间的不同侧重的范畴。主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再向审美的人过渡的最终标志维度是激情。在这个维度上主体从没有规定性的纯粹主体（生物意义上的人）经由历史主体（社会存在）而确证自己为审美主体。激情不是别的，"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活动的激情"(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也因此它是人的本体论--感性本质的范畴，是主体社会化、历史化同时又审美化的原因又是结果，体现人作为类存在物由异化向自身归复，由不自由的主体向自由主体，由社会人向审美人的彼岸世界迈进的概念。

    存在是如何被放置到某个特殊的文化环境中去的？它因为理性积淀的群体化作用而在什么样的层面上由这个文化的传统所决定，进而为这个文化的传统所同化构成了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又如何因为感性冲动的个体化作用而偏离了这个文化的传统，成为这个传统的的否定和新生力量，进而又如何导致了这个传统的变化？在这过程中，激情作为两者的中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如何平衡群体化作用和个体化作用两种力量，并最终形成了人和文化环境之间的显性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如何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

    这些都是新的元话语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有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立场，有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探索，有没有责任感自觉的承担起新的元话语建设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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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实际上刊物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第二年改为《新青年》。此处为统一名称，一律用《新青年》。

2 “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故民主者天国之义也，君臣朋友也。……父子朋友也，……夫妻朋友也……”：《仁学》。

3 五四时代民主已经深入人心。1920年初，《新社会》第7号郑振铎《一九一九年中国的出版界》一文写到：“就十一月一个月里而论，我所知道的，已有20多种月刊、旬刊、周刊出现了，他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一种译法。──作者）又1920年9月《新青年》8卷1号通信栏目也载有相似的看法。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5 同上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6 《“积极”和“消极”的抵抗》，《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8号。

7 当然中国本世纪20年代的宪政议会民主试验最终是不成功的。“民主”在中国的命运甚至可说是可悲的，我的观点是：一、《临时约法》对总统总理国会之间权力关系的规定模糊不清，导致三者间的权力争夺，二、每任总统的中央集权欲望与中国当时社会的实际上的各省联邦倾向之间存在冲突，三、军队的非国有性是致命的，军阀的存在使武力颠覆政府成为家常便饭。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已有另外的系列论文加以论述，请参见《论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症候》（《21世纪》，1997年第1期）、《话语权力分割与文化资源配置》（《求是学刊》，1997第4期）、《话语权力分割与中国知识分子分化》（《花城》，1998年第2期）、《文化资源配置与中国知识分子》（《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等。

8 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一文中说：“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敬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忠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

9 见费孝通《江村经济》。

10 如中国思想自汉代以降的儒家独尊，圣孔制度。

11 《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12 《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

13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14 《新青年》第1卷第1期，第1－6页。

15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16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提出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代替“伟人、大老、贤人政治”的主张可以和李大钊的观念相互应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