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个体的人的优先地位，强调人的性灵的自由，强调人的感性存在上五四人多表现得一致。周作人在《文学的未来》等中提出"文学无用说"，认为文学是非政治的，非集团的，而是个人的就很好理解了。他说："我想文艺的变动总是在个人化着，这个人里自然仍含着多量的民族分子，但其作品总只是国民的而不能是集团的事，""有些集团，在政治上想找文学作帮手"，或"想用艺术造成集团"，这对文艺个性化来说是"一种诚意的反动"，或"一种非诚意的反动"。总体上看，周作人是不相信什么"集团"概念的，他在日本人即将占据北平时拒绝了胡适要他南下的邀请而留在北平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他感到任谁来了做统治者都和他没有多少干系，他都是一个个人，他对国家的命运没有对个人的命运敏感。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认定了"任个人"的思想原则。他说：人"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至极端之主我。"鲁迅希望中国出现"人各有己"的局面。他在死之前得出一个重要的人生结论是“我不加入任何集团。”

    郭沫若同样如此，他公开宣称："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郁达夫也说："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创造社作家以表现个人、展示自我为文艺的第一鹄的自不必说，即使是竭力主张"写实主义"的《小说月报》也在显眼的位置登载着这样的译文："表现自我──表现神秘的、文学家自身尚不明白的实体和那纯一的个性──这就是艺术上唯一的、真实的任务，也就是创作的一切秘密。"可见"个体（自我）"在五四人心目中的地位。

五、世界化与中国化的关系

    1898年以前，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发现"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近代中国的改良运动的直接动机却是为了抵制西方对中国的侵蚀，因而在近代知识分子中，一直有一个"体"、"用"的观念。他们想的是中国的这个"体"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只要借鉴西方的"用"就可以达到战胜西方的目的。这种思路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的存在，但是他们认识到的西方是只有"用"的西方，他们面向西方是被迫的，只是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他们的思想中中西是对立的，西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大多还只是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技术魔力的来源，而不是一个文化上的先进概念，或者一个世界意义的文明，因而不存在什么中国化还是世界化的问题。例如，康有为、谭嗣同，他们的思想是基于儒家的"天下"观念以及儒家的三世说，总体上说他们的思想是基于"儒家"（今文经学的思路）的"体"而来的。

    至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派，则明显地试图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来抵御西方的思想。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中西观念进行了比较，最终得出了各有其右的结论，认为孔子思想的要义在过去没有实现，现在孔子思想的"无我"和西方的"有我"比较正是一项长处，可以培养人生的活气。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认为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孔子没有意义了，而菲薄孔子。他们都表现出了不愿意中国人在精神上西化的主张。他们认为在"用"上中国人可以借鉴西方，但是必须在精神上保持中国人的本根。

    这种思想在今天也依然有它的代表人物，如季羡林。他不是从西方思想的主我，中国思想的无我出发论证这个观点的，而是借用海德格尔的"天、地、人、神"四重根的命题，认为西方是讲人和自然的分离的，而东方是讲人和自然的合一的（天人合一），现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取代西方的天人二分的思想成为世界思想的主流。这都是中国化和世界化问题的折射。

    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不限于西方的船坚利炮，他们中已经有了在欧美生活学习了多年深谙西方文化精髓的人，如胡适等。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加强了，因而对世界化更加认同。在中国的出路问题上，首先使用"全盘西化"这个用语的是陈序经，但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化论者是胡适。海外学者殷海光说："虽然胡适避免使用'全盘'西化的字眼，可是照他所说的推论下去，早期的胡适并不反对中国在和平渐进的程序之下，走上全盘西化的境地。"程代熙则认为："全盘西化的思想不限于早期的胡适，可以说，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论者。"胡适的确在20年代使用过"全盘西化"一语，后来在潘光旦的建议下使用"充分世界化"一词。但是在胡适那里"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说法而已，中国的"百事不如人"，要"不需要怕模仿"地"学人家"，但是在胡适在心目中，学人家并不是什么都学，而是学人家的"科学和民主"，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文中，他认为"科学技术"将成为世界文化，认为中国应当虚心地接受这个科学技术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本质，即民主。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才会比先前更为发扬光大。──从中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胡适对于传统文化的看法，胡适对传统文化并没有一味地否定，而是号召一点一滴地整理国故，去其乱、谬、迷信，而寻出真意义、真价值来，他要求青年按照他的方法去读国故书籍，而且开了一张200部的大书单。胡适自己就说过："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的新儒学的开山宗师十分崇敬的。（《胡适博士个人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