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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的叙事研究[J]. 全球教育展望,2003,(4). ) 二是从操作层面针对个案展开教育叙事的实践,其中,有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注:卜玉华. 教师职业“叙事研究”素描[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6);徐丽玲. 一位优秀女教师特质的叙事研究[J]. 江西教育科研,2003,(8);肖正德,李长吉. 山村青年教师需要的叙事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0). ) 有指向校长职业历程的,(注:黄向阳. 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校长的笔记[A]. 丁钢.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辑)[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 有叙述教育家生活变迁的,(注:许美德. 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A]. 丁钢.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辑)[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等等。目前从事叙事研究的人群,多数是大学或科研机构的专业教育研究者,也有部分教师参与其中,叙述个人在职业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事件”。前者从事的是一种“人类学式”的教育叙事,后者从事的是一种“行动研究式”的教育叙事。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叙事的基点都落在作为叙事承担者的教师及其他“局内人”的观念和行为转变上。因此,教育叙事不只是“教师叙事”。
作为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式,叙事研究不是日常生活中口头描述教育领域中的某个人物、事件或行动,而是以其中的某个人物、事件或行动为对象,遵循一定的叙事规范或结构,进行深度的事实描述和广泛的意义阐释。与一般的科学或人文方法不同,叙事研究恢复了教育理论中失落已久的人类经验(主要是教师经验)的价值。“叙事主义者相信,人类经验基本上是故事经验;人类不仅依赖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进而,他们还相信,研究人的最佳方式是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记录有关教育经验故事的同时,撰写有关教育经验的其他阐释性故事。”(注:康纳利,克莱丁宁. 叙事探究[J]. 全球教育展望,2003,(4). ) 从这种意义上说,叙事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通过叙事,人们既可向个人的生活世界回归,重塑个人教育经验的理论价值,又能在切己的体悟和反思中,增进个人对于教育意义的理解。总之,叙事研究构成了“一种以意义诠释为核心的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注:丁钢. 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 教育研究,2003,(2). ),它不仅在经验和理论之间架设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而且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开辟出一条中间的道路。
如果说实验研究侧重于教育事实的发现,行动研究侧重于教育问题的解决,那么叙事研究侧重的是教育经验或意义的反思和理解。从这一角度来看,教育叙事预示着一种由外而内的转向:从探寻外在的教育事实,解决遭遇的教育问题,转向承载这些事实或问题的“具体个人”内在的价值追求和意义建构本身。换言之,教育叙事的目的在于促使叙事者通过叙述个人或他人的教育经验,不断反思个人在教育时空中的生存境况,追寻个人教育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教育学发展的部分路向:从外在世界返归内在世界;从公共生活返归个人生活;从工具理性返归价值理性。
三、跨越“专业边界”
教育学自从哲学的母体中挣脱以来,必须不断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边界”划定,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同时又必须面对日益增长、不断分化的教育学知识,合理认定学科内部不同类型的知识或专业之间的“边界”。从原初的混沌不分的教育学体系,到实验教育学、文化教育学的并立,再到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等“分支学科”的相继问世,西方教育学在20世纪中期逐渐建立了复杂的知识网络和严格的知识边界。在中国,这一过程被截成两段:一段主要是1919年—1949年间,译介和编写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著作;另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恢复和发展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专业建制,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等不仅在大学的专业设置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拥有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和团体。这种学科或专业“边界”,总是把研究者归属于不同的学科或专业,驱使他们成为各自所在学科或专业的“看护人”。
“边界”划定的作用是双重的。研究者一方面努力保持自身所在的学科领地免遭“外人”恣意侵袭,另一方面又极力地向外扩展自身的学科疆界。扩展的结果是,原有的“边界”平衡打破了,学科之间或学科内部出现了“领域的重合”。然而,这种“重合”引发的不是激烈的“边界冲突”,而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或多学科视野。20世纪60年代以后," interdisciplinarity" (注:" interdisciplinarity" ,常见的译法有“跨学科”、“多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混合学科”、“科际整合”,有人主张译为“学科互涉”。(参见克莱恩著:《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逐渐成为人们探讨学科或知识问题的关键语汇。尽管这一概念并无十分清晰的意思,但其所指称的不外以下活动:(1)学科间概念或理论的互借互换;(2)学科间合作解决问题;(3)保持独立分隔的学科之间的沟通桥梁;(4)发展在不同学科之间运作的综合理论;(5)在分隔的学科之间共同交叠的范围中开发新的领域。(注:华勒斯坦,等. 学科?知识?权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9、222. ) 这种跨越“边界”的研究渗透到教育学领域,不仅与教育活动的多重属性有关,而且适应了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事实上,许多教育学“分支学科”的产生,往往与其他学科向教育学领域的扩张密不可分,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等,莫不如是。
对于其他学科的介入,教育学界的认识是不一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忧虑,教育学在缺乏主体意识的情况下,盲目“占领”其他学科的材料,结果可能反被其他学科所占领,以致沦为“别的学科领地”;(注:陈桂生. 略论教育学成为“别的学科领地”现象[J]. 教育研究,1994,(7). ) 也有人怀疑,在学科独立性方面先天不足的教育学,恐难抵抗其他学科的“入侵”,从而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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